文礼问学 | 季谦先生与文礼国学院学生小参实录

编者按：2021年1月14日，文礼国学院郑嘉洁同学与院长季谦先生小参。下文为该小参的实录：

郑嘉洁：跟先生这样近距离交谈很是难得。有一个小问题，我也曾跟杨校长说过了，就是先生上次在国学院答疑的时候。有同学问到慎独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当时先生讲得很精彩——每次都很精彩——就是那次有一个小细节，先生讲到格言，当时听到先生您把格言讲成了“律令”，我觉得这可能稍微有一点儿小问题。照康德的意思，格言应该是行动的主观根据，律令是理性对意志的命令，律令恰好是对格言的一种限制，这两个不是同一的。我当时听您这个话是有问题的。

季谦先生：你这样讲是对的。格言是主观的，律令是客观的。意志的格位是可上可下的，其所立的格言，有是善的，有是不善的，当意志是纯粹而自由的时候，其所立的格言，才与律令完全合一，你这样讲是对的。

郑嘉洁：最近在看康德的书，看他的书比较辛苦，不过也还好。

季谦先生：好，你能看康德的书，不错！

郑嘉洁：还有一个感受，最近，我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工夫。就是有关宋明儒——我很喜欢看宋明儒的书，他们说的有关本体、工夫的理论，我是很欣赏的，往往一句话出来，我一看就知道要点在哪里，对于他们所说的工夫，我会在自己的现实生命中仔细地体验。我发现似乎比较少人去做这样的工夫。这方面我心得很大，我觉得做工夫是很重要的，正宗儒家应以此为重点。

还有，上次跟您说过，我最近在点读罗近溪的《盱坛直诠》，有一个小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学界对近溪的学问讨论得多还是少，因为我没有去查有多少讨论罗近溪的书籍。所以，如果还没有人写，我应该可以勉力一下，当然那是比较难的。我想，要做研究总是不能脱离文献，在写之前要对文献熟悉，所以我就先抄，先把书抄下来。但是现在国学院的课突然重了起来，所以抄书变得很慢，但是这也很好，因为边抄边思考，边积累心得，抄完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动笔了。我本来还是怀着一个做学术的心去点这本书，点到前四分之一，我觉得近溪的学问框架很明显，似乎很好讲；点到二分之一，我觉得这部书似乎就不是学术理论那么简单了；然后再点到四分之三，快看完的时候，我发现这部书不得了，我找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在这部书里发现了天道，发现很深很深的东西。我那时候是非常震动的，了不起的学问，真的了不起。然后点到最后，我发现这本书让我感觉对儒家又认识了一番，这是真正的儒家，我认为他甚至有些话比王阳明讲的还要圆熟，连阳明都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读到近溪讲的工夫，那我就去试着做。罗近溪说天地万物无非是我这个“身”——《大学》里面，朱子讲格物，阳明分开心意知物，但讲身还是比较少的，身就是修身的身，近溪对“身”讲得非常多，所以他的《大学》的框架跟其它儒者都不大一样，而且他对朱子跟阳明的是非辩论都不着眼，几乎不太讲话。可见他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背景，或者说不想在训诂上转来转去，所以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学问。但是这个学问真的非常了不起，我点完之后就发现这本书非常好，在主观上有很大的收获，这或许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一直在这方面做思考。就像明道说的“每中夜以思”，就会自发地有所感受。希望将来可以用学术语言把我的感受讲得更清楚。

我经常和国学院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讨论、发挥，感觉这样的氛围很好。刚刚您说的，其实国学院也是有很好的论学氛围的。

季谦先生：呵呵，好的，看你如何去领受罗近溪的学问，持续努力吧。

郑嘉洁：是的。其实我也不是很善提问，不善提问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比较没有疑惑、困惑，这很好吗？

季谦先生：没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糊涂，不知道有问题，一是自己能够心领神会，也没有问题。其实学问有什么问题呢？公理自在天下，是者还其是，非者还其非，知道了、明白了，就都没有问题了。除非想要来“印证”——我这样想，自己认为好像是对的，请您指教——这样就不是问问题，而是求印证。所以，最好不要有问题，有问题都是在半途之中。半途的意思是一个人已经在思考了，也不完全糊涂，但他还没有很清明，他是在某一段的过程中有问题，那问题是可以解答的。所以，下愚没有问题，上智没有问题。你刚才说你一看就懂，没有问题，可见你不属于下愚，那应该是属于上智了（笑）。尤其所读的是经典人物的经典之作，其本身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上智的人一看就懂。如果所读的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比如你去读胡适之的文章，那可能就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也不会来提问题，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是错的，于是也不会有问题。

郑嘉洁：您看得很准，确实是这样的。我常问同学，你了解自己吗？这个问题其实也挺重要的。对自己的了解也算是哲学的应用。我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我这个人直觉比较强一点儿，以前人说的“慧解、妙慧、玄思”，我在这方面是高一点的，我也不敢说自己是“生知”，因为求学路上吃了不少苦，使我对自己的了解更深一点，这或许是我的长处。与此相关的，我还有另外一种特质，先生您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对外面的事物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好像都很淡，可能我现在是处于读书，做思考，做工夫的时机吧。

如果把那些外在的东西看成是感性层次的话，是可以完全抛掉的，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如果要做事情的话，这样的心灵或许就有一点障碍，因为做事情是要运用到现实的心思的。如果能有现实感而不粘在那个物上，这好像是神化一样难了。我提这个意思是我知道我对做事的能力把握还不是很强，但我经常会观察做事能力比较强的同学，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很会做事，我也会跟他们学。因为我在现实上真的比较粗略，同学经常开我玩笑，说我是活在形而上里。我上次一上台就管自己叫曾点，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生命里确实有这样的美感。这是我对自己的了解，或许有一些不当的地方，现在请教先生：这样的心灵，是不是还欠缺什么？

季谦先生：如果不排斥现实，就可以，就不是欠缺。

郑嘉洁：不排斥就是了。

季谦先生：当然，所谓的应世的能力，也是人生所必要的，多方提升总是好的。但如果喜好读书，先读书，学做人，才是立本之道，本立而道生，至于应世能力，那是很方便可以学到的。本来，书中自有应世的教导，而且将来如果机缘到了，有需要，再学也不迟。陆象山小时候外出，有人在路边下围棋，他不会，就在旁边看了很久，隔天又去看，看了几天之后，他说他要下下看，结果他居然下赢了。他说那也是“河图洛书之数”而已。同理，应世也是有其道理的，明白道理，就能应世。

郑嘉洁：这是《华严经》说的理事无碍。

季谦先生：对，现实之事也在超越之理中。当然现实中也有一些机窍，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可太大意。一个人读历史，就能够了解人情世故，就是在训练做事的机窍。千万不要只以形而上的道理来限制世间的事情，王船山说“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即事以穷理，事中也有理，那叫事理，那是形而下的理。要“即事以穷理”，就是要即着眼前的事而探求那事情的理，关联着事理而善处之。“无立理以限事”，就是警告人不要只立一个形而上的理或某些片面的道理来限制现实中变化的事物。其实那个片面的理不是圣人之理，圣人之理必定上下贯通理事圆融的，圆融贯通的理才是“真理”。

有些自以为聪明——其实不够聪明的人，他守的理不是那个活泼的理，他说的理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放在人情世故上是不恰当的，但他就执着于他的理。只顾自己以为的有道理，不通人情事理，他也硬要扭过去，这怎能行呢？所以，凡是理，要通于道，道是浑然的，道是可以随处展现的。如果立理以限事，就是老子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了。美是理啊，善更是理啊，但执着了，到最后是“以理杀人”，这一定要提防。

所以读书人，如果不会办事，要学办事，要通人情，不要只有守住自以为是的理，认为凡是不合理的事，就硬要把它扭过来。事情有事情的复杂性，还有时机性，这里要注意，要善巧圆融。不过，也不可因为善巧圆融而放弃了原则，放弃原则，那又变成“乡愿”了。所以做人难，一方面你要守住原则，而不可“以理杀人”，一方面你要灵活通达，而不能成为“乡愿”。我们要在世间办事，世间有世间法，世间法不是纯理性的，我们就要在非理性当中实践理性，这点不容易。

这样看来，做哲学思考是容易的，但它也有另一种不容易，因为人总是不肯从糊涂中跳出来做清明的思考。当然，如果以纯哲学思考比照于把这些哲学所思考的道理付诸实践，总是比纯思考还难。所以，明明德难，在明明德以后要亲民，又是一层难。世上的人往往明德未明，就去做事，那当然是糊涂的、庸俗的。圣人教我们明明德，是要我们从人生的污浊搅扰中跳脱出来，称为“内圣之学”，之后还要把明明德落实在人世间，称为“外王之学”。所以，学问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对还未明明德，就鲁莽行事的人，我们要教他明明德，这不容易；第二层已经明了明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明其明德的无限性，假如明其明德的无限性，则其心灵既要往上走，也要往外开，才达到真的无限性，这更不容易。这样的明明德必定含着亲民，往往有人读了书明了理了，但上去了下不来，他为了实践他的“正义”，立了一个理，拿来用在世界上，尽心力而为之，结果是“恶恶丧德”——其恶比原来所恶的恶还要恶，那他所明的德便不是真明德，要提防这个问题，永远不要自以为是，要永远怀有宽厚之意，才能成就“仁者之德”。

郑嘉洁：所以院训里有“毋我毋人，立心立命”之说。不能毋我毋人，就不能立心立命。

季谦先生：是的，固执中的立心立命便是假的，片面的！

郑嘉洁：所以儒家主讲仁，他也是要绝四——毋意、毋必、毋故、毋我。最近我对“立理以限事”这一方面有非常的紧切的警醒。对个人来说，我经常有一些观察，就是大家在这里都讲道理，但是往往别人的格言与你冲突，你会执着你的理，两相不让，我看到这样子的情景，常常引以为诫。这是个人方面的，如果扩大来讲，整个民族都是这样的话，就像您说的就很严重，在这里感受到它的紧切。

还有一个修行上的问题。牟先生《佛性与般若》，引用智者大师死前说自己是：“造论弘法，损己利人”，这个结尾不免令人感伤，我看到这里也很感伤。所谓造论弘法是智者一生做了判教的工作，那工作量很大，至少需要了解各个教派的内容，而且还要加以分判，到最后还要加以开决。造论弘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研究、写书，造哲学系统，那是有利于世人的工作，但自己的修行工夫就耽误了。智者到最后六十多岁，据他自己描述是入铁轮位，也就是六即判位里面的相似即佛，还没有达到分证即佛，只是六根清静，圆伏无明，只能把无明伏下去，还没有接触到根本无明。牟先生在这里也对自己有所感慨，本来他或许可以有更高的修行境界，但是他在哲学系统上用了很多功力，牟先生说这种哲学工作需要静专，静就是静处，专就是专一。那做工夫呢？像龙溪说悟有解悟、证悟、澈悟三层，澈悟是要在人事上练习、磨拢，因为无明不对境不容易发，不容易破。牟先生说他有解悟，不敢说有证悟、澈悟。象山说：“吾于践履未能纯一，然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从这句话就看得出来，象山是接触到无明了，而且可以破无明，我看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震撼，这是很深的修行工夫。

牟先生说智者利人损己不免令人感伤，或许我能体切到他的意思，因为牟先生一辈子也是在写书，他说他一辈子也没有少年运，没有中年运，只是写了一些书，这些书很了不起。但没有对境而发，还是偏在哲学这一方面，修行上似乎总是有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我每次看到这里都很感动。里面是不是有更深的东西，先生您是否可以详细解释一下。现在我也是不离手的在看哲学书，一方面对自己的内在心体也常有警觉，我也不知道我到了哪个地位（笑），我常会这样比对，我也知道要接触无明应该是非常难的，一般人是没有接触到的，只有修行很高的人才能接触到，我不敢说我能，但也在自我勉励。我觉得“损己利人”这个问题很值得去讨论，想请教一下您。

季谦先生：这当然是个深度的问题，儒家对工夫位次没有严格的阶位，但说“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也就没有遗憾了。智者著书立说，从“位居五品”这边看，是有遗憾的，但从“开宗立派”来看，就不是纯粹的遗憾了。我看他“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比一些证道的高僧还要伟大，所以不能够专从一面看。六祖如果没有留下那部《坛经》，他也不能成其伟大。所以，凡是修行人，还是要弘法利人，不能够太自私。所以智者大师临终难免感慨，牟先生也跟着感慨，那是一种无限忧患与悲悯之意，我认为那并不一定是坏事。世间事每每令人感慨的，但是如果那缺憾可以还诸天地，我认为就没有缺憾了。如果每个人都自己修行去了，法没有人传，并不见得更有意义。所以感慨是要感慨，但人没有无限的生命，所以自己要做一个抉择。只要尽其心尽其性，从一生的表现来看，或有得或有失，但不能够在这里论高下。韩愈评判孟子“功不在禹下”，到底是大禹伟大呢？还是孟子伟大？要从不同观点来看，不能一概而论。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所以有些事是不能妄加议论的。当然，发感慨是必要的，因为毕竟人是有限的啊。

郑嘉洁：明白了，像您说的，以后也知道怎样去抉择了。

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问题，朱子跟陈同甫的辩论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牟先生说朱子是严格的道德主义，同甫是直觉的英雄主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这两者都有偏颇，对历史都不是完整的看法，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历史？牟先生在书里面一定也会交待，但那一章我迟迟没有去看，所以就暂先请教先生点出一下眉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春秋是如何去评判历史的？我认为春秋不是像朱子那样子只是停留在道德上的判断，应该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像孔子对管仲一方面是说管仲有仁，一方面又说管仲不知礼，我认为这样的判断似乎就跟黑格尔说的是比较相合的。这是我的看法，先生您点一下眉目。

季谦先生：是的，要从两面看，有道德的判断，有历史的判断。道德判断是看历史事件合不合道德原则；而历史判断是看事件对历史有没有推动。对历史有推动，“凡存在即合理”，对历史有影响就是对历史有功劳。不过如果纯历史判断，甚至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只要闯出一番事业，对历史有所推进，就对历史有贡献，就要承认他的价值，这样的“英雄主义”未免太直接，太可怕了。好在陈同甫还不是个恶人，所以他的英雄主义只是说得太过，他自己本身倒不至于那样毫无顾忌。当然黑格尔也不是肆无忌惮的英雄主义，黑格尔历史观的背后还是向于光明的。只是人类的长进总是不能一帆风顺，历史总是要曲折的，而英雄是上帝的棋子，被上帝安排在这段时间来作个乱，是个“反派角色”，最终是没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而一个真正的儒者，并不见得就没有历史判断，不过会在历史判断中，依然以道德为准，只是没有朱子那么严格就是了。为什么呢？像孔子的春秋，一方面要责备贤者，一方面也要为贤者讳。所以论历史，是很难的。

你刚才举管仲的例子，就是圣人的历史观，是两面兼备的。所以圣人对管仲怎么评价呢？就很难了解了。当有人赞赏管仲，孔子就说“管仲之器小哉”，既不俭又不知礼；当有人批评管仲不仁不义，孔子就说“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至于圣人自己身处历史事件中，他到底会怎么做呢？圣人到时候自有他的办法。自有什么办法呢？他就以理性之意行于现实之中，既不是朱子的态度也不是陈同甫的态度，这样才是合乎天地之道的。所以阳明处在他人生困顿之时，总是问：“圣人处此，当复何为？”至于圣人到底会怎么做，这是不能确切知道的，反正圣人在那当下就知道怎么做，所谓“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你不能猜测圣人怎么做，你在那时只可以怀着敬畏之情，勉力“体贴”，那时，或许自有智慧自心中生起。    

中国的史学家都向往于孔子的“史义”，孔子对历史的评判，后世称为“春秋之笔”，在中国历史学传统中，司马迁是比较能合乎孔子史义的，所谓“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道德判断，“通古今之变”就是历史判断，终于“成一家之言”，是了不起的一种理想。至于他有没有达到孔子的境界，姑不论，但是他是有那个向往的。历代史家都有那个向往，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有那个向往，王船山作《宋论》《读通鉴论》，也有那个向往，每一个人都向往于孔子的春秋之笔，但谁能有圣人的文约旨远、一字褒贬、恰到好处？是谁也不敢说的。

郑嘉洁：我读过一些《史记》，当然不敢妄论前贤，但隐约地感觉太史公的文化意识非常强，似乎道德意识弱了一些，是这样的吗？

季谦先生：也不好这样说，他只是没有特别凸显，因为他不是纯儒者，他是历史家，在历史写作和评论中，只要有文化意识，就算是道德意识了。

郑嘉洁：横渠先生说“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那我认为这样的道德意识就非常强了。

季谦先生：是的，但那是纯哲学家的论点，不好责备历史家了。像太史公，司马光，王船山等人已经不错了，谁能像夫子这样呢？

郑嘉洁：我觉得先生您对人很有感受，非常非常深的感受。另外，我要提一个问题——既然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就可以提出来，国学院经常有同学来找我——他们心里有一些这样的疑惑，不好问老师，也不好跟别人说，因为我跟他们是同学，同学之间可以说，他们就同我讲。很多同学说，似乎国学院的定位好像就比文礼书院要低一格——他们讲什么我就说什么啊——再讲难听一点就是好像上不了书院的人就到国学院来，说书院那边培养大才，我们这里只培养小才，五年嘛（笑）。前段时候也有同学说要去专门的读经机构包本，大家就有一些失落，觉得他们就这么有志气，好像我们还要留在这里，没前途。我遇到每一个有这样想法的同学，都免不了要劝说一番。

我的说法是什么呢？其实也不要绕得很远，今天先生在国学院的演讲就已经说明了，其实还是每个个人的问题。你在现实上、职业上或许可以划不同的分类，但是你不可以在人格上给自己贴标签。所谓“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这种问题一出来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我跟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跟文礼书院比，你志气够的话或许可以打出自己的品牌来，这样讲了之后，他们心里开朗了许多，觉得国学院果然是了不起的地方。对这样的问题我这样回答，不知可否？

季谦先生：呵呵，这个问题你如果早一点提，今天我就会顺便讲一下了。或许我讲的话中已经隐藏了此意，也就是每一个人要尽情去开发自己，你只要尽情地开发自己，你就来不及想跟人家比了。你不管在哪里，也都要尽情地开发你自己，尽情开发自己或许要有一些条件的搭配，但最重要的是你“自觉”，没有自觉就永远没有机会，条件再好也没有用。如果真自觉了，你就来不及顾及其它条件了，比如说你的聪明、你的体力、你的环境，再就是你以前打下的基础。有人认为他如果又聪明又健康，基础又深厚了，那他在国学院就会好好用功了。但想想自己既不够聪明，体力也不够好，基础又不够，又没有上书院，于是他灰心了，说：那我就不干了。我看这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即使条件都具备了，他也不会用功的。我希望一个真诚的人，他不会要求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条件才会怎么样，他只问自己是不是全心全意地想用功，想长进。

以前有一位同学说，国学院管得太严，我不高兴，所以不想用功，如果老师不管我，让我自由，我会比较愉快，我就会用功的。我说，你的话是不可信的，假如你真想用功的话，那你现在也可以用功啊，你用功了，就不会觉得老师是在管你了，因为老师管你的目的也只是要帮助你用功而已啊。你说让我自由一点，让我睡多一点，让我想打瞌睡就打瞌睡，让我不要做那么多功课，不要背书，不要考核，我就会自己努力。我说：你妄想！

当然严格的尺度到哪里，这可以商量。但总的来说，我们只是希望尽量帮助学生。而帮助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他的自觉。我知道一般的学校并不做启发学生的工作，或是办学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觉，当然不能帮助一个想要前进的人了。我们开办这个国学院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想要前进的人。所以我刚才才很有信心地说：“你将来如果自觉了，你会发现，我们以前夹持你的，刚好是你自己想要有的道。你会知道，我们是对得起你的。”要不然把你引到别的道上去了，你到最后只好在世俗当中搅扰、折腾——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被这样推向陷阱了，人生将要折腾，折腾一辈子。

如果你不同意我们这里跟世俗所教不同，那你就去世俗中受教去吧。你来这里，应该是来用功的，我们学校巴不得你用功啊。而且大道至简，人性本在，所有的真学问都来自于人性，所以真学问都是可以自己求得的，这里只是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点帮助。当然，如果有人做你的典范最好，如果没有人做你的典范，我们介绍你所读的书，就可以做你的典范，要不然当今世界上去哪里找典范呢？在国学院，你们有老师管着你，有同学互相勉励，大家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已经是最好的环境了。

但是，你跟同学说我们的学校不是第二等的，是第一等的，如果还要这样讲才得到安慰，那表示你和他还有攀比心、功利心。你应该跟他说，要真的求长进，立志于求学，求道，而不是要找一个有光环的地方往自己脸上贴金。所以应该只问自己有没有真心想长进，再问这里是不是可以帮助人长进。如果你真想要长进而居然没有人帮助你，或者你有问题而居然没有人可以问，到了那地步，你再说不满意做第二等学生吧。你自己都还没有奋斗，还没有长进，你就说，哎呀，我们低人一等啊，我要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其实，以这样的心态，你去到更好的地方，还是一样不长进的，做人不是这样做的。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一个人要认命，凡是不认命，都是跟老天抗争，那你并不见得有好日子过。你如果忽然觉得以前没有背书，你现在要开始背书了，那是很好的觉醒。但你有此觉醒，原来是真心真意要一辈子从事传道的事业，你要担负这种文化的事业，那是一辈子的事。如果你现在是十七八了，再背完三十万字，就是二十二三了，再去书院十年，你就三十几了，你肯吗？你是把一生都想好了，才决定要进书院？还是你一时冲动？我们说人要有理想，也要照顾现实，要不然，你到最后会心力交瘁。

当然你决定要做一个修道者也可以，无所谓年纪大，一辈子都这样做，有这个决心也可以。这原本是好事，但如果跟你的现实产生冲突，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就不见得是好事了。所以要踏实地过人生，该读书的时候读书，该用世的时候用世。只要从觉醒的那一天起尽量求自己的长进，那你可以相信，只要用功下去，你纵使没有进书院，你到二十岁、三十岁、五十岁，等你长期长进以后，就可以因为厚积而薄发，你到五十岁也会有相当成就，而不管成就多少，都已经对得起自己了。我也一再告诉书院的学生，要五十岁才出来讲学，才出来用世，现在平均年龄十五六、十七八，毕业以后二十五六，再十年三十五，再十年四十五，再十年五十五。任何人如果都没有浪费从十几二十到五十岁的这四十年，都会有所成就的。国学院的学生当然也一样啊。所以不需要这山望见那山高，要“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分位上尽情地努力，就对得起自己，安安稳稳就好，要把眼光放远，把用功的时间拉长，把人生的表现多样地看。有不少书院学生读两三年就不读了，读到十年的可能只剩下一半。那十年之后毕业了，大部分的人也是去找一份工作，将来是不是能够成就世界的学者、时代的学者，那是百不得一的。那你虽然在国学院，只要你有志气，你立定一辈子都只是好学，那么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你长进的地方，世界的任何好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你不要烦恼没有去书院，就好像没有机会了。你认为如果进了书院，就高人一等，其实都是虚假的，都是一种妄想。你把事情想清楚了，就随时安安稳稳地在当前所在的地位，安步前进，不必再心中起折腾了。

甚至对于要读多少经了才可以开始解经的问题，也没有那么截然，除非是儿童期十三岁以前适合以背诵为主，你们已经十五六以上了，读经跟解经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一直解经的人也不要羡慕人家去读经，还在读经的人也不要羡慕人家已经在解经。当然，最好是两面兼备，想要解经的人，虽然不想背书，最好也是读过一百遍，才去解。而还在背书的人也要想，背书是一时的，将来还是要解经的。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够圆融，多读经还是多解经，只要都没有浪费时间，五年十年之后，大概也差不了多少。总之，做人要有远见，不要看一时，不要太功利，不要在“他有我没有或我有他没有”的地方计较。

郑嘉洁：我个人自己的成长也是像《掌老师与我》中掌老师最初说先生一样——无师无法。我个人都是凭自己的努力，没有老师。这样久了，看书也比较有心得，所以就感觉似乎也不需要找一个什么人来印证，好像我自己就可以四无依傍，照体独立。但今天来跟您谈了一席话，发现确实不得了，我还是要收敛一下，这个深渊探一探是相当地深。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会看人，我很喜欢看人的眼睛，有一些人比较好观察，从他的眼睛能看出很多东西来。我在国学院，先生有时候来，我知道了，我就会去看一眼，叫“观气象”，有时候就觉得，哇，深不可测。我就跟同学说，先生这个人深不可测，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看不到。一般人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是看先生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有时候觉得先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有时候又觉得像深渊一样，这只是外面上的看法，视觉上的。今日一聊，果然还是非常地深刻，您的感触，是所谓“感触大者”，我受益很多，真的受益非常多，我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季谦先生：（先生点头，不答话，转问另一个学生）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用功的人来这里，回头一看，会非常喜悦，他来对地方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学生：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来到文礼国学院读书。

季谦先生：呵呵，这种话要多跟同学讲，因为有些人不讲不行的，就不知珍惜，人在福中不知福。但这种话由我讲出来不行，由你们来讲，才让人有实感。

郑嘉洁：您经常讲“人”这个字，真的非常重要，儒者经常讲人生天地间是三才之一。佛教《法华经》说“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都是重视人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您刚才讲话，一开始，从外围讲动物，再讲到人，就非常地深刻，很了不起！对于存在主义，您经常举这个例子，人是被抛掷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主义就强调人在天地当中的不安，他们道出了人生的一种感受，但似乎没有理论地建立起来。

我有一次念杜甫的诗，念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说这就是人生，茫茫天地中，人就是那个沙鸥，毫无方向，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一片迷茫。但静下来想想，人生确实有两个方向，就是要么他就观色无常，他当下寂灭，当下转出涅槃，就解脱了，那是佛家之教；要么他就是逆觉体证，反身而诚，也是当下坦然明白，那就是儒家之教。我觉得人生之学大体就这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是可以实践出来的，基督教还不是很可靠，道家又只是讲境界上的共法，他对怎么去到这个“天籁”的境界的入路，不给你摆出来，所以他似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人生只有两个路。

季谦先生：是的，正面跟负面。极端正面地看人生，完全的理想，就是儒家；极端负面地看人生，全盘地否定，就是佛家。基督教还没有全部否定，因为人毕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限制你成长而已。所以，最为相反的两种学问，不是儒家跟基督教，而是儒家跟佛家。一个纯正一个纯反，纯正的把正实践出来，就是圆满；纯反的把反反过来，也是圆满。就是这两条路，其它的都不能讲圆满，他们正也正不到底，反也反不到底。

郑嘉洁：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真的非常非常地深刻，每次想到这个问题都非常地感动。身而为人那是相当有尊严的，如果一直悠游在里面，以此观己、观人、观事，就有相当的收获。所以我在这学校里，就像您说的，丝毫烦恼都没有了。如果有丝毫烦恼，那一定是有私欲作祟，一警觉到，便会把它克下去，又开心起来了。工夫一直在这样做，确实是很简单的，所以我是很满足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本来也不太会问问题。（笑）谢谢先生！  

季谦先生：好的，欢迎你常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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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1月14日

地点：文礼国学院

主讲：季谦先生

录入人：周晓凤 张馨 王卉

修订：王财贵（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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